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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是完善并统筹绿色金融分类标准。为此，需要做好两项基础性工作。

从碳达峰到碳中和，欧盟将用时70年，美国45年，中国只有30年左右，时间短，曲线陡，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突出，所以要积极督促金融机构尽早开始转型。我们支持这些工作，期待基金组织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。预计2030年前，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.2万亿元。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正在形成广泛共识。中国金融机构持有了一些高碳资产，绿色转型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风险等问题值得我们关注。

2020年末，中国绿色贷款余额约1.8万亿美元，绿色债券存量约1250亿美元，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。人民银行已按季评估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的情况，同时鼓励金融机构评估和管理其环境和气候风险。1903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约3000万两，占财政收入的28.6%。

根据此税率，我们从1903年的财政收入推算出，那年的GDP大约是32.8亿两。当然，在1907年之前，世界不是这样的。可是，外债不如内债灵活，清廷无法通过通胀减债，而且条件苛刻。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内战，持续时间久，涉及省份多，等到内战胜利时朝廷财务也耗干了。

1838-1839年每年盈余超过白银500万两，1840年盈余300多万两，1843年最少，只有35万两银，等等（参见张国辉《中国金融通史》第二卷）。于是，那些弱小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，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，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。

那么，3000万两财政赤字只是1903年GDP的0.9%，远低于1998年后中国财政赤字通常为GDP的2.5%至3%的水平。最近一些研究发现，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管理层侵吞公司有形资产，是绝对不可接受的，这牵涉到财产问题。如果它有了金融提供的时间而不做实质改革，王朝当然难以为继。第二笔是清廷与英国汇丰银行、德国德华银行签订的《英德借款合同——1896年五厘金债合同》，期限36年但年息5%，金额1亿余两银，支付日本的第二期赔款和第三期利息。

如果朝廷负债，那就更加负面了，会被看成是朝代即将终结的标志。从这一角度看，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，只是清政府的征税能力和公债市场能力远不如今天发达。领土和资产也不能用来为国债做抵押，因为即使发生国债赖账，投资者也不能去获得这些领土或资产的。本文为《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》讲座文本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晚清国债 。

三，这些外债条款是当时国内金融市场难以提供的，帮助延长清朝气数，因为如果当时借不到这些钱，清朝可能被迫割让更多领土给日本和西方列强，中国历史可能不同如果把发展设定为优先目标，则容易以放松监管的方式换取短期繁荣，长期看会以更大的负外部性为代价。

随着机构和市场的发展，市场自身的发展动力逐步形成，监管部门在市场发展问题上很难比市场主体更高明。尽力减少监管套利 只有确定好监管目标，才能得知如何做好与衡量监管工作，并设计有关角色的定位和相互关系。

随着市场力量的壮大和市场机制的完善，监管部门目标内在冲突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，增强识别风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跟上金融市场的创新步伐，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管工作，有效保护投资者并防范金融风险。市场主体始终存在规避监管提高盈利的动力。注：本文选自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、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为《资管大时代》一书撰写的导读。与时俱进地推进监管改革 资本市场是充满发展动能和创新活力的市场。在市场发展初期，监管部门在组织市场建设、促进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而且，监管代位会挤出市场机制，抑制市场机制的完善，这加大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阻力。监管制度的成本收益比如何，是否束缚了市场的健康发展，是否存在制度性寻租问题，一些已经在法律法规上取消的审批制度，是否在落实环节打了折扣，都需要警惕和审视。

监管目标是监管体系的逻辑起点，监管体系是监管目标的逻辑延伸。在转轨经济的背景下，我们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一些措施难免会呈现计划管理的传统。

监管目标应避免出现利益冲突。我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后发优势，在监管制度建立之初就注重学习和接轨国际标准，也就是汲取先发者的经验和教训，监管调整的主动性和预见性比较强。

不当的监管体系易导致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，增加市场成本，出现寻租行为，导致监管俘获和监管失灵。我们应当在消化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原则与准则、把握和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，沿着市场的肌理，庖丁解牛，加强专业化建设，注意发挥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作用。当然，监管也不能无限扩张，走向自我为中心。而在我国，这涉及银行、保险、信托、证券、基金、私募等多张牌照和多个监管部门。

监管如果落后于创新太多，金融危机的种子就会萌生。首先需要在不同运行和监管规则之中总结经验，判断是非，选优汰劣，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，摒弃部门利益，寻求优化式收敛，以优化引领规则制定和分工合作，并加快这一进程，以形成合理有效的监管架构。

由于早期的市场建设任务十分繁重，需要一个牵头负责的部门，加之监管和市场在发展中逐步分离，角色转换存在路径依赖，监管部门同时承担了行业主管以及市场发展的职责。资本市场监管对资本市场充分有效发挥经济枢纽功能具有重要影响。

资本市场是多层次的市场，直接融资的种类丰富多样，市场主体数量庞大，在直接融资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。这也将降低监管成本，减少监管套利。

为此，监管的创新与优化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业务，并以目标为导向不断评估现行的监管规则、工具和技术。资本市场监管的优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，任重道远，不能停步。新兴市场容易出现监管目标在行业主管和外部监管间的冲突，以及在监管优先和发展优先之间的抉择，难免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。在直接融资比重不断提升的情况下，构建与现代化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，需要深化对资本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，不断加强和改进资本市场监管工作。

但是，金融动荡的出现表明，市场微观主体存在逐利本性，仅仅依靠市场自身力量，容易出现各种欺诈事件和资产价格泡沫，最终以破坏性方式出清市场，给经济和社会造成损失。从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看，重大危机之后，监管体制都会进行亡羊补牢式的调整。

对资产管理业务实施不同的监管原则和标准易产生监管套利。监管目标的清晰化 目标决定方向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境内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任务重于境外市场，监管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和敏感，监管改革对市场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这个课题事关经济社会大局，涉及多个学科领域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非常重要，需要集思广益和群策群力。